第73章:尿都撒不出来
那一夜,小白鞋就一直站在门外听着,青草撕心裂肺的叫声撕扯着她的心,她担心瘦弱不堪的女儿会被柳奎糟践死,女儿的时断时续的叫声一直持续到天明。直到柳奎离开后,她才急忙去屋子里看女儿。虽然青草没有死,但已经动弹不得,身下血污狼藉。
青草足足两天没起炕,里面肿的连尿都撒不出来。虽然在这之后柳奎确实照顾了她们一些吃的,总算度过了那噩梦般的三年,但小白鞋对柳奎的恨已经铭刻在骨髓里。她恨不能杀了那个禽兽,但恨归恨,人家是大队支书,也只能忍气吞声。
这件悲惨屈辱的事情,小白鞋没和任何人说起,只和姚丽娟说过,或许姚丽娟也和他已经是镇干部的杨北安说了,杨北安当时很震惊。但小白鞋又没勇气质证,他也只能当做不知道了。
直到四年以后,四清运动开始整治干部,杨北安带领四清工作组来夹皮沟大队开展四清运动,小白鞋终于等到了报仇的机会。
“四清”工作组共有7个人,组长就是已经是镇党委副书记的杨北安。由于镇领导考虑杨北安就是夹皮沟大队出来的干部,对夹皮沟的情况比较了解,就派他挂帅来夹皮沟对大队和小队干部搞四清。对干部的“四清”,开始是“清工分,清账目,清仓库和清财物”,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“清思想,清政治,清组织和清经济”。
工作组的队员有6人,其中3人是刚从大学毕业的理工科学生(其中一位是女学生),都不是本地人;还有当地公社一位叫路涛的秘书,他是工作组的副组长,其余还有农林厅的一位方姓干部、驻军部队的沈排长。
在下乡前,和所有“四清”工作队员一样,工作组7个人在西省城集中半个月时间,学习“四清”运动文件,重点是王光美的“桃园经验”,听了省领导的动员报告。通过学习,大家总的认识是:当前农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,不少社、队领导权被阶级敌人篡夺了,不能轻易信任基层干部。
可工作组刚进驻夹皮沟大队没两天,刚开始走访群众,一个出乎杨北安意料的情况发生。大队长曲海山主动检讨了自己的错误,他承认贪污侵吞了部分集体的钱物,愿意退还。曲海山的这个举动还不是让人吃惊的,最石破惊天的举动是他揭发检举了大队支书柳奎的贪污侵占罪行,而且还列举了证据。这让工作组的人很吃惊,谁都知道支书柳奎是曲海山的亲姑父,他为啥要主动揭发姑父呢?
杨北安似乎知道曲海山的用心,他明白曲海山又故伎重演,想用自己的“大公无私,大义灭亲”的举动博得工作组的好感,也保全了自己。解放的时候,曲海山就使用过“大义灭亲”招法,当时他亲手把作为地主的他自己的亲爹曲扒皮给枪毙了,奠定了自己的阶级成分和政治地位。眼下明显他是又使出了那一招。
但工作组的那些人员,似乎对曲海山这种“大公无私”的阶级觉悟大加赞赏,还在会上表扬了他。也因此忽略了曲海山本身的贪污行为,退还就草草了事,他没受到任何处分,继续做他的大队长。
支书柳奎也做梦没想到曲海山会揭发检举他,心里恼恨这个白眼狼就不用说了。但他知道对自己的所有检举都是真实的,他感觉大难临头,在劫难逃了,就只有一条路,咬牙硬挺,死不承认。
作为工作组组长的杨北安,心里明白柳奎当支书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缺德事,他也暗下决心要揪出他的所有罪行来。
工作组进村后,通过一个多月访贫问苦、扎根串联、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,揭批干部的“四不清”问题,多数“四不清”干部在刑讯逼供式的高压批斗下,低头认罪,愿意退赔贪污受贿、多吃多占的粮食和钱财(实际上是空头支票,根本退赔不出来)。
可支部书记柳奎被批斗十几次,就是不认罪,一口咬定自己是清廉的。
为了锻炼3个大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,也为了是乡里乡亲的不好下手,杨北安下令,把柳奎交给他们,要他们想办法攻下这个顽固堡垒,并明确表示说,不管你们使用什么手段,只要能使他低头认罪就行;如果你们攻不下这个堡垒,就说明你们无能;他不交代自己的罪行,必要时可以动武;你们自己不愿意亲自下手,可以找民兵协助嘛!
可是这三个大学生怎么也下不了手,和柳奎磨破嘴皮,他就是不认罪,堡垒攻不破,大学生们束手无策。
组长杨北安严厉批评他们思想右倾。他要亲自示范给他们看,他吩咐道:“把柳奎叫来,要他交代自己的罪行!”
柳奎还是一副硬挺的样子,回答说:“我有错,但是没有罪。刮共产风,扒房子,没收社员家里东西,反瞒产私分,搜社员家粮食,把社员家里锅碗盆勺拿走,强迫吃食堂,都是根据县委部署,在公社干部督促下干的,不干不行;大队饿死那么多人,我心里也很难过,可是没有办法,粮食被国家调走了,1960年我们大队有3个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,地也没有种,哪有粮食给社员吃?食堂只好停伙,饿死人主要在那时;我向镇里反映多次,要求发放救济粮,可书记叫我到社员家搜,说一定能搜到粮食;我们搜了十几家,一粒粮食也没搜到,然后就不搜了,镇委书记还骂我无能,要打我的右倾。多吃多占我确实有,作为共产党员,是很不应该的,这是我自私自利的表现,可是不这么干,我家里人也要饿死……”
柳奎的话还没有说完,杨北安就走上前去,斥责道:“你贪污盗窃还有理”!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,踢了他一脚,将他踹倒在地。柳奎的鼻子被打得流血不止。这还不算,杨北安叫民兵把他反捆起来,拉到外面罚跪5小时后,才让他回家。杨北安一想到柳奎平时做的那些恶事,此刻又厚颜无耻地狡辩,就忍不住火气了。
三个大学生目睹了杨组长的厉害,可柳奎仍然没有认罪。但他们不愿意学习杨组长的做法。杨北安心里想,要攻破这个堡垒,只能借助那些受到过他迫害的群众了。为了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,需要深入开展诉苦活动
这天,“四清”工作组,在大队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,进行忆苦思甜活动。社员自带小板凳坐着,地、富、反、坏分子跪在一边,“四不清”干部站在一边,工作组成员面对群众,围绕一张大桌子坐在长板凳上。这是杨组长设计的场面。诉苦的社员事先由工作组确定为6个人。诉苦会进行得很顺利。先后有三位社员诉说解放前受曲性家族剥削、压迫的苦。但是,社员反映平淡,没有共鸣。接着,一位叫韩有禄的社员上去诉苦说,1948年他才15岁,被李大炮军队抓去当壮丁,他不愿意,被捆绑吊打,吃距头。1949年春天在四平和解放军打仗,腿上中了三颗子弹,被俘虏。是解放军治好了他的腿,还发了路费让他回家……
韩有禄还没有诉完,突然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就站起来,走到他跟前,打断他的话,对他说:你那也叫苦!?不就是被马匪捆去当兵,差一点被解放军打死,那算什么苦?你下去听我诉!”
大家定睛一看,这个女人是二豆包的媳妇小白鞋。小白鞋满眼喷着怒火看着柳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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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草足足两天没起炕,里面肿的连尿都撒不出来。虽然在这之后柳奎确实照顾了她们一些吃的,总算度过了那噩梦般的三年,但小白鞋对柳奎的恨已经铭刻在骨髓里。她恨不能杀了那个禽兽,但恨归恨,人家是大队支书,也只能忍气吞声。
这件悲惨屈辱的事情,小白鞋没和任何人说起,只和姚丽娟说过,或许姚丽娟也和他已经是镇干部的杨北安说了,杨北安当时很震惊。但小白鞋又没勇气质证,他也只能当做不知道了。
直到四年以后,四清运动开始整治干部,杨北安带领四清工作组来夹皮沟大队开展四清运动,小白鞋终于等到了报仇的机会。
“四清”工作组共有7个人,组长就是已经是镇党委副书记的杨北安。由于镇领导考虑杨北安就是夹皮沟大队出来的干部,对夹皮沟的情况比较了解,就派他挂帅来夹皮沟对大队和小队干部搞四清。对干部的“四清”,开始是“清工分,清账目,清仓库和清财物”,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“清思想,清政治,清组织和清经济”。
工作组的队员有6人,其中3人是刚从大学毕业的理工科学生(其中一位是女学生),都不是本地人;还有当地公社一位叫路涛的秘书,他是工作组的副组长,其余还有农林厅的一位方姓干部、驻军部队的沈排长。
在下乡前,和所有“四清”工作队员一样,工作组7个人在西省城集中半个月时间,学习“四清”运动文件,重点是王光美的“桃园经验”,听了省领导的动员报告。通过学习,大家总的认识是:当前农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,不少社、队领导权被阶级敌人篡夺了,不能轻易信任基层干部。
可工作组刚进驻夹皮沟大队没两天,刚开始走访群众,一个出乎杨北安意料的情况发生。大队长曲海山主动检讨了自己的错误,他承认贪污侵吞了部分集体的钱物,愿意退还。曲海山的这个举动还不是让人吃惊的,最石破惊天的举动是他揭发检举了大队支书柳奎的贪污侵占罪行,而且还列举了证据。这让工作组的人很吃惊,谁都知道支书柳奎是曲海山的亲姑父,他为啥要主动揭发姑父呢?
杨北安似乎知道曲海山的用心,他明白曲海山又故伎重演,想用自己的“大公无私,大义灭亲”的举动博得工作组的好感,也保全了自己。解放的时候,曲海山就使用过“大义灭亲”招法,当时他亲手把作为地主的他自己的亲爹曲扒皮给枪毙了,奠定了自己的阶级成分和政治地位。眼下明显他是又使出了那一招。
但工作组的那些人员,似乎对曲海山这种“大公无私”的阶级觉悟大加赞赏,还在会上表扬了他。也因此忽略了曲海山本身的贪污行为,退还就草草了事,他没受到任何处分,继续做他的大队长。
支书柳奎也做梦没想到曲海山会揭发检举他,心里恼恨这个白眼狼就不用说了。但他知道对自己的所有检举都是真实的,他感觉大难临头,在劫难逃了,就只有一条路,咬牙硬挺,死不承认。
作为工作组组长的杨北安,心里明白柳奎当支书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缺德事,他也暗下决心要揪出他的所有罪行来。
工作组进村后,通过一个多月访贫问苦、扎根串联、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,揭批干部的“四不清”问题,多数“四不清”干部在刑讯逼供式的高压批斗下,低头认罪,愿意退赔贪污受贿、多吃多占的粮食和钱财(实际上是空头支票,根本退赔不出来)。
可支部书记柳奎被批斗十几次,就是不认罪,一口咬定自己是清廉的。
为了锻炼3个大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,也为了是乡里乡亲的不好下手,杨北安下令,把柳奎交给他们,要他们想办法攻下这个顽固堡垒,并明确表示说,不管你们使用什么手段,只要能使他低头认罪就行;如果你们攻不下这个堡垒,就说明你们无能;他不交代自己的罪行,必要时可以动武;你们自己不愿意亲自下手,可以找民兵协助嘛!
可是这三个大学生怎么也下不了手,和柳奎磨破嘴皮,他就是不认罪,堡垒攻不破,大学生们束手无策。
组长杨北安严厉批评他们思想右倾。他要亲自示范给他们看,他吩咐道:“把柳奎叫来,要他交代自己的罪行!”
柳奎还是一副硬挺的样子,回答说:“我有错,但是没有罪。刮共产风,扒房子,没收社员家里东西,反瞒产私分,搜社员家粮食,把社员家里锅碗盆勺拿走,强迫吃食堂,都是根据县委部署,在公社干部督促下干的,不干不行;大队饿死那么多人,我心里也很难过,可是没有办法,粮食被国家调走了,1960年我们大队有3个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,地也没有种,哪有粮食给社员吃?食堂只好停伙,饿死人主要在那时;我向镇里反映多次,要求发放救济粮,可书记叫我到社员家搜,说一定能搜到粮食;我们搜了十几家,一粒粮食也没搜到,然后就不搜了,镇委书记还骂我无能,要打我的右倾。多吃多占我确实有,作为共产党员,是很不应该的,这是我自私自利的表现,可是不这么干,我家里人也要饿死……”
柳奎的话还没有说完,杨北安就走上前去,斥责道:“你贪污盗窃还有理”!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,踢了他一脚,将他踹倒在地。柳奎的鼻子被打得流血不止。这还不算,杨北安叫民兵把他反捆起来,拉到外面罚跪5小时后,才让他回家。杨北安一想到柳奎平时做的那些恶事,此刻又厚颜无耻地狡辩,就忍不住火气了。
三个大学生目睹了杨组长的厉害,可柳奎仍然没有认罪。但他们不愿意学习杨组长的做法。杨北安心里想,要攻破这个堡垒,只能借助那些受到过他迫害的群众了。为了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,需要深入开展诉苦活动
这天,“四清”工作组,在大队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,进行忆苦思甜活动。社员自带小板凳坐着,地、富、反、坏分子跪在一边,“四不清”干部站在一边,工作组成员面对群众,围绕一张大桌子坐在长板凳上。这是杨组长设计的场面。诉苦的社员事先由工作组确定为6个人。诉苦会进行得很顺利。先后有三位社员诉说解放前受曲性家族剥削、压迫的苦。但是,社员反映平淡,没有共鸣。接着,一位叫韩有禄的社员上去诉苦说,1948年他才15岁,被李大炮军队抓去当壮丁,他不愿意,被捆绑吊打,吃距头。1949年春天在四平和解放军打仗,腿上中了三颗子弹,被俘虏。是解放军治好了他的腿,还发了路费让他回家……
韩有禄还没有诉完,突然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就站起来,走到他跟前,打断他的话,对他说:你那也叫苦!?不就是被马匪捆去当兵,差一点被解放军打死,那算什么苦?你下去听我诉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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